文/徐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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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菲

排版/王佳慧

时刻准备迎战苏联的氛围，笼罩在1972年初黑龙江的中苏边境。

这一年，18岁的黄仁伟在北大荒插队，他和许多青年人一样，来到祖国北部边境屯垦戍边。2月上旬，黄仁伟从苏联广播节目中听到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在广播里，苏联猛烈批评中国向帝国主义投降、与美国勾结在一起。

在黄仁伟听来，这个来自“敌台”的消息与谣言无异。他们在这里的任务，就是与边境对面的敌人对抗，随时准备与之战斗。

时人眼中，苏联是修正主义国家、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正枕戈待旦想对中国动手。而新闻的另一个主角“美帝”则是我们二十多年的敌人，谁也不认为中国会欢迎美国领导人来访。

2002年，黄仁伟参加《上海公报》发布30年纪念活动。作为中美关系研究领域的学者，他与当年随尼克松访华的美国外交官们分享了这段经历。这群人中包括基辛格当时的特别助理、之后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

作为当时美方最年轻的外交官，洛德参与了中美元首的数次会面。他和其他美方人士对这个故事表现出极大兴趣，他们告诉黄仁伟，

“正因为你们在边境上扛着枪和苏联对抗，才会有尼克松的访华。”

今年2月下旬，身为上海市美国学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教授的黄仁伟也出席了多场庆祝活动，纪念尼克松访华50周年。现年85岁的洛德虽未有计划出席纪念活动，但热情接受了《凤凰周刊》的视频采访，回忆起50年前的一幕幕。

为何选在1972年？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中苏间已裂隙丛生，关系渐渐走向冻结。

1969年，两国因珍宝岛主权问题发生军事冲突，一时间，中苏关系被推至剑拔弩张的状况。

苏联不仅陈兵中苏、中蒙边境，其军方强硬派甚至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还曾试探性提出要对中国刚刚起步的核力量实施摧毁性打击。

苏联更是美国人的心腹大患。

自二战以降，铁幕两侧就是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无论是意识形态、军备，还是科技方面，美苏之间的对抗都无处不在，但在某些领域，二者也需要合作，有所缓和的氛围总好过持续的剑拔弩张。

尼克松确定访华前，美国人想推进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苏联却始终不够热络。

在1971年秘密访华前一个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进行了会晤，后者不断找借口，拒绝敲定两国举行峰会的时间。这也让基辛格下定决心，提早促成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

尽管彼时美国更多是想与苏联缓和关系，而非强化冲突，但无论如何，中美至少找到了共同点。

基辛格指出，“正是苏联的威胁使中国和美国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合作反映了一种地缘政治的现实，产生于对苏联军事力量不断增长的忧虑。”

尼克松所面临的压力不止是冷战对手。上任伊始，尼克松就决定要从越战泥潭中体面抽身。

这也是往届政府的愿景，但在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两位总统任上，始终没能实现——大量的资金与人力被无底线地投入到越南战场，在落后的东南亚一隅，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却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反战情绪笼罩着美国的六十年代，这场战争既无民意基础也与美国重大利益无涉，不仅劳民伤财，还让美国在盟友们面前颜面扫地。而在互相牵扯的国际议题间，与美国坚持对抗的北越背后，也有老对手苏联的影子。

洛德向《凤凰周刊》回顾这段历史时，也给出了类似分析。他除了随尼克松出访中国，日后也参与过美国与苏联、越南在重大问题上的谈判。洛德说，基辛格是从全球视野出发，将众多问题结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对中国开放，将帮助我们与苏联的谈判；而与中苏两个共产主义大国接触，有助于我们向北越施压。”

就尼克松个人而言，连任竞选在即，是个重要节点。但苏联人在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上拖拖拉拉，他迫切需要成绩获得稳坐白宫的政治资本。

因此，美国希望借中国发挥对北越的影响力，至少取得停战谈判上的进展；同时中国也需要与美国的联结，以遏制苏联咄咄逼人的势头。

中方也敏锐意识到时机在成熟，在确定是否邀请尼克松来华时，周恩来说，美国国力正在衰落，急于从越南抽身。这给予中国一个与宿敌改善关系的契机，有助于中国和平统一领土，取得制敌（暗指苏联）的奥援。

中美对苏联的心态都未出现误判。

当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回国后，尼克松不日便公开宣布，他将于次年开启中国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当时的顾问说，苏联领导层

“就算称不上震惊，起码也是摸不着头绪”

，他们的确担忧，中国会否倒向美国阵营，组成共同战线抗衡苏联。

长达三年的秘密铺垫

1972年2月21日，欢迎尼克松来访的国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举杯敬酒时说，“我们两国人民向来友好相待。但是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双方人民的接触推迟了二十多年。现在，通过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和睦交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然而，这个瓜熟蒂落的结果历经了大约三年的旁敲侧击与小心翼翼的迂回接触。

中断联系的多年内，中美主要通过华沙会谈保持有限接触，但因中国国内局势变化和越战等因素时断时续。

1970年1月8日，中美重启华沙会谈。然而，这个联结两国的对话被中南半岛的突变打乱——同年5月，越南的战火燎烧至别处，美军和南越挥师柬埔寨，中国谴责这是“厚颜无耻”的侵略。这让两国接触再蒙阴影。

不过，双方都没有选择退回原点。

由于主导华沙会谈的对华接触渠道掌握在国务院手中，尼克松与基辛格决定另辟渠道，通过驻法官员与中国大使馆接洽，但这一渠道未能迅速奏效。

另一个可指望的渠道是巴基斯坦，这也是最终促成两国往来的重要桥梁。

自1969年开始，巴基斯坦时任总理叶海亚·汗就成为中间人，帮助中美两国高层传话。尼克松力保这一沟通渠道的机密性，通过叶海亚的信息传递采用了极其古老的形式——他和基辛格将想说的话匿名打印在纸上，让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将纸条亲自转交给叶海亚，接着由叶海亚召见中国大使，当面读出纸上内容，由中方人员手写记录，将信息带回北京。

由于摒弃了一切现代通讯方式，导致传播一次信息需要数天乃至数周。

虽然中方对于尼克松这样神秘兮兮的举动表示不解，但也以同样方式回复信息。

坚持如此行动，一是因为尼克松与基辛格偏好暗中行事，不想为国务院的胆小保守与官僚作风所累，二是不想让协商过程被泄露，以免猜忌横行，让反对者有从中作梗的可能，从而干扰与中国的进一步接触。

其实中方曾以相当公开的方式向美国发出过邀请，1970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中国逗留数月，毛泽东与其会面时表示，很高兴尼克松能赢得大选，

“如果他想来北京，请告诉他，可以秘密地来，不必公开，坐上飞机就来。”

不过，斯诺访华的讯息未能得到美方的重视，毛泽东想要传递的话似乎也没能到达白宫。

最终，两国还是靠着巴基斯坦渠道保持有效联络。

这其间，

“乒乓外交”

为中美接触制造出良好氛围。1971年4月，中国政府临时邀请在日本参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支队伍也成为1949年以来第一个进入中国的美国代表团。美国队来华后，所有赛事均实况播出，周恩来还指示中方球员在比赛中适当礼让。

在华期间，来访球队参观了紫禁城，还在人民大会堂得到周恩来的亲自接待。这趟访问一时间成为国际上的盛事，被各国媒体争相报道。

随着“小球转动大球”，中美关系因乒乓球获得突破性进展。

1971年5月，中美在多次互传口信后确认，尼克松接受中方建议，决定出访中国，在此之前基辛格会先行密访，针对双方关切的议题初步沟通，并讨论日后尼克松来访的细节。

次月，美国收到了中方的回复，诚邀基辛格访问北京，共商美国总统访华事宜。基辛格气喘吁吁地赶到白宫，大喜过望地告知尼克松这个好消息，他们感慨，

“这是自二战结束以降，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函。”

尼克松拿出白兰地，举起酒杯与基辛格庆贺，“让我们为今后的世世代代干杯，因为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他们可能有更好的机会活在和平之中。”

中美尝试搁置偏见而秘密寻求接触，基辛格对此以

“小步舞曲”

做比喻，“安排得如此巧妙，以至于双方都能一直说他们没有任何接触；如此风格独具，以至于任何一方都不需表现出主动的样子；如此圆融周到，以至于双方的既有关系都不受危害。”

“毛和周是行事高效的组合”

无论是数年的筹备，还是公开的访华之旅，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将保密工作做到极致，防范的对象甚至包括本国国务院。

或许是不希望国务院过于强势，以至于干涉到自己的外交政策，尼克松向来对这个机构不太上心。甚至在与毛泽东会面时，他也没带上国务卿罗杰斯——行前他就想好，要将国务院的官员们隔绝在重要会面之外。

尼克松毫不掩饰地和周恩来抱怨过，

“我们的国务院跟筛子一样极易泄密。”

基辛格同样不爱和国务院打交道，这个机构在他眼中颟顸无能。他不仅没有反对尼克松不带罗杰斯的决定，还要求带上当时官阶并不算高的特别助理、年仅35岁的洛德。但为了顾及罗杰斯的面子，基辛格向中方要求，将洛德从公开画面中剪除。

此后一段时间内，洛德的参会都是秘密。他告诉《凤凰周刊》，当年除了自己的妻子，其他人都不知晓此事。但细心的周恩来后来为他提供了完整版照片，证明洛德参与过这次会面。

“毛泽东的话就像是交响乐的序曲，周恩来则是在这个结构中阐述中方立场的。所以这两位领导人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但他们和尼克松、基辛格一样，是行事高效的组合。”

洛德说。

对洛德而言，这当然是极具意义的重大时刻。但对国务卿罗杰斯来说可不是，被排除在中美元首会面之外，这让他感到震怒。日后基辛格忆及此事时说，“这个疏忽在技术上无可厚非，不过事实上很不恰当。”

尼克松与基辛格对当时的国务院防备心甚重，固然有个人偏见，也担心稍有不慎，会带来难以预估的舆论压力。同样陪同尼克松访华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说，与中国开启对话具有过高的敏感性，“可能引发我们国会的一阵骚乱，而使整个计划胎死腹中。”

尤其筹备阶段，与中国尝试接触的心思一旦公开，尼克松受到的阻力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亚洲等的盟友，比如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当局等等。

事实的确如此，许多盟友是从新闻中才得知尼克松的访华计划，日本人的反应是震惊与愤怒。日本驻美大使谴责美国不信任他们，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颇为悲愤地说，“每件他们要求的事情我都做了，他们却让我失望。”

这种情绪甚至持续到尼克松访华结束。

当尼克松返回华府，国务院官员特意飞到亚太各地安抚人心。但在中国台湾，蒋介石拒绝与其见面；佐藤荣作也说，不相信尼克松与中国没有秘密协议。

虽然尼克松力求暗中行事，一些蛛丝马迹仍透露出，美国可能要改变与中国的相处方式。

尼克松刚刚就任总统时，就下令终止美国海军在中国沿岸的挑衅行动，同年秋天又下令终止舰队定期巡弋台湾海峡，这一消息也是通过叶海亚转达给了中方。

转变同样发生在中美间的其他领域。1969年7月，基辛格所隶属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建议，美国可以一步步改善对华关系，不必等到中方有回应。很快，中美间的贸易、旅行等限制都被松绑。

“乒乓外交”后不久，尼克松进一步解除了中美贸易的其余限制。他甚至在发表演说时迂回表示，曾建议女儿蜜月旅行去中国，后来又意有所指地说，

“我希望，事实上是期待，能以某种身份访问中国。”

寻求均势的三角游戏

访华结束之际，尼克松说，这是

“改变世界的一周”

，这样的评价并无夸大之嫌。

两个政治体制截然不同的国家，终结了互相不承认的状态，本身就具备撼动“冷战”格局的强烈意义。

时局骤变的涟漪迅即传导到北方边境。

让两国同仇敌忾的苏联随即有所收敛。

黄仁伟向《凤凰周刊》回忆，美国总统来了以后，中苏边境局势缓和了不少，“1972年以后，我们的战备任务，比如在边境站岗放哨少得多了，因为苏联的军事行动减少了。”

大国间的风云巨变，同样让个体命运随之转向。北大荒的插队岁月结束后，黄仁伟在1977年考上了大学，本科与研究生期间，他的研究方向都是美国历史。

随着日后中美间关系起伏，尽管氛围时好时坏，两国的联系却日趋密切。

黄仁伟也从纯粹的美国研究学者转向中美间战略和政策研究。在这一领域深耕数十载后，他如今是上海市美国学会名誉会长，在复旦大学任教。

而在当时，除了中苏间的紧张局势明显降温，美苏两大对立强权间的关系也有所缓和，双方在共同限制核武器扩散、缓和中东局势等方面需要合作。

访华后不过三个月，尼克松便出访苏联，与时任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和《战略武器限制条约》。此前，苏联人一直对限武谈判毫无积极性。

这样的结果符合基辛格的最佳预期。

他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写道，我们要能与两国都维持关系，一种更胜于中苏之间的关系，这对我们的帮助才能发挥到极致。

尼克松和基辛格相信，美国可以夹在中国与苏联之间，维持双方平衡或均势，这两个国家也就有了强烈动机与美国“建设性”地打交道。不过基辛格坚称，这并非是打中国牌抗衡苏联，也不是打苏联牌抗衡中国，“我们的设想，绝不是‘利用’中国来对抗苏联这么简单粗暴。”

至少对两个主角国家而言，这趟旅程带来的变化足够深刻。

两国间不仅经贸、人员往来自此有所放松，中美间关系解冻，也带动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法国总统蓬皮杜等外国领导人相继来华访问，并促使许多国家陆续与中国建交。

尼克松后来认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仅遏制了苏联力量的扩张，也缔造了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

缔造和平，至少对于尼克松而言是至高无上的功绩。在他长眠的尼克松博物馆，墓志铭上就写着——

“历史能够授予的最高功绩，是和平缔造者的称号。”

关系改善是时势所趋

对中国人而言，基辛格是更加熟知的老朋友，主导了秘密访华并为尼克松出访做好铺垫。但在开启对华接触的宏大计划中，基辛格主要扮演了拟定策略并执行的角色，尼克松才是背后擘画战略的人。

基辛格被选中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是因为尼克松相信其与自己存在相似之处，“我们俩在一般见解上很像，我们都相信孤立与左右影响世界权力平衡因素的重要性。”

不过，这样一个融化中美坚冰的总统，最初是以坚定反共标签步入政治舞台的。

上世纪40年代竞选众议员时，尼克松的策略是严厉批评对手对待共产主义有多软弱，而到了竞选总统时，他也以诉诸恐共心理作为工具。但事实上，他当时对于反共已没有如此高昂的激情。虽然谈不上对华友好，但他多次在文章和演说中表达过与中国接触的意图。

尼克松1967年在美国顶尖外交政策期刊《外交事务》上撰文称，“展望未来，我们不能再让中国永远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让中国活在自己的幻想中，滋生恨意，威胁邻邦。”

在1969年年初的就职演说中，他也委婉表示，“我们追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即观念的开放、商品和人员交流的开放，在这样的世界里，无论国家大小，没有人应活在愤愤不平的孤立中。”

从不改其志的反共斗士，到打破僵局的最高决策者，尼克松的转变与其个人性格息息相关。

这个对国内事务始终兴趣缺乏的总统，以外交为毕生志向，极热爱在各国间周旋腾挪。他认为，只有改变世界局势的议题，才能证明领导人的能力。

到1969年时，尼克松想要敲开中国大门的尝试也为基辛格所认同。“我们转向中国，不是为40年代末自由派对华政策上的过错赎罪，而是想要重塑全球均势。”基辛格强调，他独立得出了这个结论，但尼克松无疑是深刻影响他的先行者。

因此，基辛格赞赏称，是尼克松想出了对华主动的主意，冒着国内的政治风险推进计划，并在访问中国期间表现得令人钦佩。

更重要的是，尼克松不是孤立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他在给国会的报告中提出，政府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在于促进美国的利益。

尼克松曾说，一个领导人伟大与否，要看其能否轻轻推动历史巨轮。

◆

198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杭州开往上海的列车上扮作侍者的样子。他的来访是为庆祝《上海公报》签署10周年

与之类似，中方领导人也表现出审时度势的明智，出于国家利益考量如何与别国交往，而非拘泥于意识形态之争。

基辛格评价说，中国领导人尽管富于魅力和意识形态热情，他们是我所见到的

“最不感情用事的推行均势政治的人”

。

如尼克松所说，对双方而言，关系的改善是时势所趋，与两国由谁主政无关。

洛德强调了类似观点，“领导人的个人特质在其中确实起到作用，但各国在国际关系中能作出如此重大的举动，还是基于其国家利益行事。”

尽管个人特质并非成事的决定性因素，却可能是毁掉一切的诱因。

尤其秘密行事的风格，虽说帮助尼克松顺利开启对华交往，却为其日后政途折戟埋下伏笔。

尼克松在北京时，周恩来和他提到毛泽东的咏梅诗，并解释深意称，先采取行动的人并不一定是享受成果的人，尽管尼克松推动了中美关系缓和，却可能等不到成功的那天。

基辛格当时赶忙否认，“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这段无心的对话却一语成谶。

访华后没多久，

“水门事件”

丑闻引发美国政坛地震，尼克松被指秘密窃听其民主党对手。他于1974年遭逢政治生涯的至暗时刻，身陷弹劾危机之时，尼克松选择主动辞职，黯然离开白宫。

最终，他没能成为见证中美建交的美国总统。

中美如何“再破冰”？

尼克松敲开中国大门后，中美关系在1979年正式建交前的数年内始终徘徊不前。

美苏缓和的重要性依然超出中美，他的继任者福特未能在总统任内强有力推动与中国进一步交往。

直到卡特就任总统后，苏联的扩张之势再度让美国感到威胁。

卡特政府在1978年作出决定，要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双方于次年正式建交，自此，中美进入

“蜜月期”

，维系着友好的非盟国关系。

然而，八十年代末的时代巨变将中美关系推向转折点。

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冷战格局仿若一夕间消逝。同一时期，老布什政府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制裁，中美又失去了曾经共同的敌手苏联，两国关系经历巨大考验。尽管意识形态差异在新一个十年内凸显，但美国试图通过全面接触，发挥中国的积极作用，影响中国走向。

进入新世纪之际，中美再度找到共同利益，因为共同威胁的出现——恐怖主义。而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巨大的东方市场融入世界，也给美国带来极大裨益。

到了奥巴马任内，中国的崛起渐渐被视为不可忽视的存在。

四十年间，中国实现了令人侧目的发展成就，早已不是中美苏三方角力中最弱小的“关键第三方”，而是不可小觑的最大竞争对手。

这种竞争关系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滑向对抗。

“中国威胁”在他任内被极力渲染，中美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而这种全方位的对峙情绪也被带入拜登任内，两国关系迄今未有回暖迹象。

时隔50年，回望两国打破僵局的起点，对于当下陷入冰点的中美关系固然有不证自明的价值。

今年2月24日，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加利福尼亚州出席纪念活动，这里是尼克松的家乡。秦刚说，尼克松50年前访华是划时代的外交行动，也是务实主义外交的巅峰之作，当年中美领导人留下的宝贵遗产仍具现实意义——一是非凡的战略远见；二是巨大的政治勇气；三是高超的外交智慧。

秦刚表示，如今中美之间有竞争不可避免，

“问题是怎么竞争？”

他以刚刚结束的北京冬奥会做比喻，秦刚指出，竞争对抗不应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基调，中美关系不同于激烈的美式橄榄球比赛，应像北京冬奥会赛场上同场竞技又相互祝贺的中美运动员一样，寻求没有输家的双赢。

在此前的2月22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时也表示，

“上海公报”

精神对今天的中美关系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希望美方重温中美破冰初心，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认知，共同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他还指出，“当前把握和推进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

然而，尼克松的破冰之旅终究难以复刻。

美国纵然党争激烈，对华强硬却早已成为华府的“政治正确”。今时不同往日，即便有心与中国改善关系，无论谁位居总统之位，恐都难以抵挡住来自两党的压力。

洛德向《凤凰周刊》坦言，尼克松的成功不可复制。他指出，全球语境已经截然不同，“世界发生了巨变，中国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影响力上都取得了惊人的增长。美国领导人行事不仅是为了回应国内压力，当他们对中国采取坚定立场时，更是基于其所信奉的理念。领导人们需要对中国的行为予以回应，并基于美国国家利益进行评估。”

“回到1970年代无疑是困难的。”洛德形容，中美两国从来都不是密友或盟友，总是充满矛盾和紧张，两国间具有的更多的是共同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战略同盟。

但他反对将今日的中美龃龉与当年的美苏冷战划上等号。

他表示，尽管中美在多个方面处于战略竞争的态势，但有别于当年的美苏冷战，“中美间有着紧密联结，无论经济、外交、安全、人文往来、学术交流等等，都是如此。但当年，美苏仅有极少的贸易往来和交流。因此，尽管当前的关系十分艰难，但（这些联结）提供了一个安全阀，使得中美两国不至于走向冲突。”

历史留下的明示是，关注共同利益，暂时搁置分歧

——无论尼克松访华还是《上海公报》的发布，为了弥合两国二十年的鸿沟，其基调都是将有巨大分歧的问题留到以后再说，以便两国在双方利益相符的领域执行并行不悖的政策。

时过境迁，中美间的共同利益不再是应对某一国的威胁。到了当下，中美之间仍存多少共同利益？又能否再让它们撬动两国化干戈为玉帛？

黄仁伟提到，如今中美间共同利益比以往要更大。第一，全球经济的稳定性掌握在中美两国手里，而两国经济的稳定也离不开彼此；第二在于全球治理，无论新冠疫情、气候变暖、人工智能、太空或深海，还是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乃至眼下的俄乌矛盾，都离不开中美合作。

洛德亦指出，经历了多年竞争与摩擦后，中美眼下正处于最困难和最紧张的时期。

“我们不会再看到像70年代初那样重大的戏剧性创举，想要改善局势，需要以渐进方式取得进展，而不是一蹴而就。”

但他相信，中美双方可以从历史中学到很重要的两点，“第一，当时的中美领导人可以设身处地理解对方的处境和基本需求，在提出己方基本原则后，会尝试在两者之间达成妥协。这一原则如今依然适用。第二，中美首脑会晤和《上海公报》的睿智之处在于，推迟解决像台湾问题这样的棘手难题，如今我们依然无法就这些问题立刻达成一致，应对起来需要一定的模糊性和准则，在推迟解决的同时也要确保我们不会因其发生冲突。”

即便如此，想在短期内改善关系依然难抱乐观预期。

黄仁伟将其归为三个因素。第一，美国国内的舆论气氛很糟，两党形成了跨党派的对华强硬共识，而中期选举在即，民主党更不敢对中国示弱。

第二，美国要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进行遏制或打新冷战，必须得到盟国的配合，目前这些盟友没有倒向中国的态势。“其中，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明确倒向美国，欧盟仍持观望态度。”

第三点最为关键，即美国经济尚未出现大的危机。只有当危机出现，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有求于中国，才会改变对中国的政策。黄仁伟解释称，美国人的政治哲学同样在背后起着作用，“这个哲学就是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对美国的出尔反尔感到愤怒。”

这或许意味着，中美缓和的最佳时机尚未到来，另一次破冰仍需耐心等待。

“在这一阶段做好自己的事情，把内部建设搞好，外部尽量多一点朋友、少一点敌人，一旦有机会，形势马上就能转变。”黄仁伟说，“就像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面，之前完全看不到机会，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机会一旦出现马上就能抓住。”